五、批谬录

生搬硬套的老子里籍“宋国相县说”

时间:2023-06-29 17:50:11   作者:钟玉   来源:   阅读:119   评论:0
内容摘要:节选自《老子里籍相县究竟在哪里》,标题为编者加。司马迁云老子“楚苦县”人,边韶曰老子“楚相县”人,两说虽不完全一样,其实也并不矛盾,因为边韶解释得很清楚,“相县虚荒,今属苦”。按说这一记载根本不会让人产生歧义,但近代以来,个别史学者出于众所周知的目的,在已有的陈国相人说、楚国相人......

节选自《老子里籍相县究竟在哪里》,标题为编者加。

生搬硬套的老子里籍“宋国相县说” 图1

司马迁云老子“楚苦县”人,边韶曰老子“楚相县”人,两说虽不完全一样,其实也并不矛盾,因为边韶解释得很清楚,“相县虚荒,今属苦”。按说这一记载根本不会让人产生歧义,但近代以来,个别史学者出于众所周知的目的,在已有的陈国相人说、楚国相人说之外,又提出新说:宋国相人说,认为战国宋相就是春秋楚相,使原本清晰的老子里籍问题变得复杂化、情绪化。

根据《汉书》《后汉书•郡国志》《水经注》和《水经注疏》等文献记载,历史上称“相”的地方很多,仅在淮河流域就有三个相县:第一个相县“鹿亳相”,位于今亳州市区以西,鹿邑、亳州两县市交界一带。第二个相县“宿迁相”,位于睢水的下游江苏宿迁西南宿豫县境内。第三个相县“淮北相”,在安徽淮北市一带。以上三个相县分别在豫皖交界、安徽淮北、江苏宿迁一带,分别隶属于春秋时的陈国、宋国、宿国,是明显不同的三个县。下面就重点介绍一下老子“宋国相人说”的“淮北相”。

一、“淮北相县”的具体位置

《水经注》卷二十四《睢水·瓠子河·汶水》这样记载:“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,宋恭公之所都也。”

《水经注疏·睢水》在此句后解释:“宋共公自睢阳徙相子城,又还睢阳。”这个“相县”,史学界公认是在安徽省淮北市,《大清一统志·卷八十七·凤阳府》谓“本宋邑”,“秦置相县”。春秋战国时可能曰相子城,系“子”一级的小城堡,成为宋国都城后可能改称相邑,但比陈国的相邑设置要晚得多,与楚国直属国君的相县也明显不同。

宋共(恭)公(?—前576)在位13年,为避强敌和水患把都城迁至相邑,后又迁回睢阳,相邑只作了5年(前581—前576)的宋国都城。公元前286年,齐、魏、楚三家灭宋后,废为齐国相邑,后又为魏国相邑(见淮北市地方志办公室张继玲《淮北市古建置考》)。史料记载,齐闵王中秦国说客苏代的阴谋离间之计,发兵灭宋,拉响了六国混战的导火索。

齐闵王十七年(前284),燕将乐毅率燕、赵、秦、魏、韩五国联军攻齐;楚顷襄王“十九年(前280),秦伐楚,楚军败,割上庸、汉北地予秦。二十年,秦将白起拔我西陵。二十一年,秦将白起遂拔我郢,烧先王墓夷陵。楚襄王兵散,遂不复战,东北保于陈城。二十二年,秦复拔我巫、黔中郡”(《史记·楚世家》)。《战国策·秦策四》记载,顷襄王二十年(前279),楚人黄歇为防止秦国一举灭楚,上书秦昭王曰:“秦、楚之构而不离,魏氏将出而攻留、方与、铚、胡陵、砀、萧、相,故宋必尽;齐人南面,泗北必举。”该句中的“泗北”在《史记》中作“泗上”,指当时的诸侯小国鲁、邹。这说明,宋国灭亡后,诸侯各国进入混战状态,秦国也不断攻打楚国。楚国自身尚且难保,当然也无力争夺宋国故地。

黄歇认为,如果秦、楚两国继续打得难解难分,宋国故地必为魏国趁机所夺,泗上诸侯邹、鲁之地也必为齐国趁机所取。但秦昭王并未真正相信黄歇的说辞,继续攻打楚国,第二年就攻破楚都,迫使楚迁都于陈。因此,宋国灭亡后,尽管宋国故地一度处于各国争夺的拉锯战之中,但相邑一带的宋国故地却始终未曾隶属于楚国,楚国也不可能在那里设立相县。

秦王政二十三年(前224)秦灭魏国后,在淮北相邑新设泗水郡。之后,全面推行郡县制,县的名称也得到规范。一般而言,同一个国中不允许有相同名称的县同时存在,但因鹿亳相县在春秋时就已虚荒且已改属苦县,所以,秦国就在原淮北相邑一带新设了相县。由此可见,淮北相县在春秋战国时期仅是一个小城,并未置县,直到秦朝才正式置县。

这个相县位于铚萧之间,铚县东北、萧县西南,历经秦、汉、晋多个朝代一直称为相县,从未与苦县为邻,从未虚荒并入苦县,更未改名为苦县。直到北朝北齐天保七年(556),才并入徐州彭城郡承高县(今安徽萧县,位于江苏徐州西南15公里),作为县的编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隋朝时隶属彭城郡萧县(见《隋书·志第二十六·地理下》),唐、宋时期改属宿州符离县(见《太平寰宇记·卷十七·宿州》。符离即今安徽宿州北10公里符离镇)。此后,其县治一带就以“相城乡”的名称出现在行政区划中。

这个相县从古至今也没有涡水流过,更没有老子庙之类的历史遗迹,仅仅有相山庙之类的历史遗迹。明嘉靖《宿州志》卷七云:“相城在州西北九十里,相山之下,宋共公尝徙都于此,汉沛郡治相,今为相城乡”;卷六记载:“相山显济王庙:在州西北九十里,相山之巅。神之姓氏莫详,勒有汉碑,字剥不能考。唐永徽元年碑辞云:晋武帝太康五年,令有国诸侯祭祀界内山川,时相山属沛国”。这说明汉代淮北相县仅有一个无名之神,自古就与老子没有什么关系。

《汉书·卷二十八》记载沛郡三十七县中有“相”,淮阳国九县中有“苦”;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记载东汉时沛国二十一城有“相”,陈国九座城池中有“苦”,同一本书既有相县的记载,又有苦县的记载,说明在汉魏时期,在边韶时期,淮北相县与苦县(鹿亳相)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县。此后一直到清末民初,人们始终把淮北相县与鹿亳相县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县。

这种异地同名的现象比比皆是,比如:春秋战国及汉朝初年的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,到汉武帝时期就改为今河南新安县;汉置郸县在今永城和涡阳丹城镇交界一带,隋置郸县在今周口市郸城县境(这两个“郸”异地同名也应因相县而致:两汉时,淮北相县西南曾置郸县,南北朝时又改设丹城县,而老子故里谷阳县辖境在春秋时隶属鹿亳相县。

因此,隋文帝统一中国后,为了规范全国地名,恢复南北朝时期侨置的郡县,开皇六年就按照“相县西南属郸县”的思维定势在谷阳县西南、原宁平县辖境设置了郸县。《太平寰宇记》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等史书把鹿邑误作“汉郸县地”均是混淆了这两个郸县);唐代鹿邑东部称仙源县,北宋山东曲阜也叫仙源县。对此,我们在考证历史时,一定要审慎对待。

二、古代相县的管辖范围

老子生活的时代,人们习惯“小国寡民”的生活,各县的面积都不太大。据《周礼·大司徒》记载,周代实行分封制,“诸公之地,封疆方五百里……;诸侯之地,封疆方四百里……;诸伯之地,封疆方三百里……;诸子之地,封疆方二百里……;诸男之地,封疆方百里……”。这里的“方”是面积单位,但不是“方圆”之意,不能解释为半径或直径。

古代分封按正方形规制,因此这里的“方”是“××见方”之意,应指“边长”。比如“方九里”就是“九里见方”,边长9里。古话“三百步为一里”,折合现在大约是400—550米,与现在的一华里差不多(其中秦朝时全国统一了度量衡,规定6尺为1步,1尺相当于现在的23.1厘米,1里折合现在415.8米。清光绪34年〈1908〉重定度量衡时,所定“里”的长度最大,1里等于现在的576米。1929年,民国政府又与国际接轨,规定“一市里为150丈合公制为500米”)。可见,周代“末等封国”之地还不及现在一个县的地盘大。

至于“邑”的面积则更小,周代规定:只有周天子城能“方九里”,其他诸侯王公按“王公城七里,侯伯五里、子男三里”的规格逐级递减(《周礼·考工记》)。即使后来“礼崩乐坏”时候,诸侯的城池也不可能超过天子。到秦代时,国家面积仅相当于现在的三分之一,但却设置“县政”单位约1000个,县的面积也仅相当于周代“末等封国”之地。西汉时期,“县大率方百里,其民稠则减,稀则旷”(《汉书·卷十九上》),中原地带人口稠密,县的面积应较小。到清代,国家疆域扩大,县的面积也较大,此时“州县之地,大者且数百里,小者亦不下百里。”(清·贺长龄、魏源《清朝经世文编·卷七十四·兵政五》)。

可以说,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,中国历代王朝县级行政单位保持在1000—1800个,全国平均每县所辖基本没有达到“地方百里、人口万户”的建制规模(信阳师范学院张新光《质疑古代中国社会“皇权不下县、县下皆自治”之说——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》)。

古代交通不发达,信息不畅通,纳税、服役等事务受路途影响较大,这也决定了郡县设置不能太大。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,柘城曾于“贞观初废入殼熟、宁陵二县,后县人徭赋路远,陈诉积年,至高宗朝复置,属宋州”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·卷八十九》记载,天禧元年(1017),宿州(今安徽宿州)“初割临涣隶亳州,或言其输税不便,於是止取临涣之大李一乡以附亳,而宿人便之”。这说明古代县置面积较大时,影响人们纳税服役,县人也不会同意。因此,“古代县城不过百里”的说法应是符合实际的。

由此推定,《水经注》三个相县的面积也都不会太大,其中“淮北相”曾是宋国都城,宋国是“公”,按规定都城可以“方七里”,但相邑作为都城的时间并不长,是一个“临时国都”,故面积也不会超过“方七里”,即使加上近郊,也不会超过“方二十里”(考古发掘现已证明,该相县内城约500×700米,外城2500×2000米,应是方五里)。秦汉时期,在相邑基址上建立的相县面积可能扩大,但也不会超过现在一个县的面积,其管辖面积大致就在今安徽淮北相山附近、萧县青龙集、濉溪张集一带。南北朝时期,这个相县之所以会并入彭城郡承高县(今安徽萧县);唐、宋时期,这个相县的所在地之所以会改属宿州符离县,就因为其不仅与萧县、符离县接壤,介于两县之间,而且面积也可能相对较小、人口也不太多。

三、天静宫所在地从未隶属任何相县

从古今地图来看,淮北相县距今涡阳天静宫直线距离至少也有150华里,中间还隔着古代的临涣(铚)等地,其他两个相县距涡阳则更远,按照“古代县城相距不过百里”来推算,今涡阳天静宫一带在古代不可能隶属于任何一个相县。

秦汉以前的史料也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。《战国策》曰:“魏氏将出而攻留、方舆、铚、胡陵、砀、萧、相,故宋必尽”。其中“铚”就是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(故城在今临涣镇西北),位于安徽淮北西南近40公里,春秋时为宋国铚邑,宋亡后先后为齐国铚邑、魏国铚邑,秦汉时置铚县,南北朝在铚地置临涣郡,隋废为临涣县(《隋书·地理志》云:“临涣:后魏置临涣郡,又别置丹城县,东魏析置白桦县,后齐郡废,开皇元年丹城省,大业初白桦又省,并入焉),元至元二年(1265)省入宿州(见新旧《元史·地理志》)。秦汉时期,天静宫所在地处于城父、山桑、铚交界一带。南北朝时期,在铚邑置临涣郡,后来临涣郡废为县;唐改山桑为蒙城。此后,天静宫所在地因而处于临涣、城父、蒙城三县交界一带,历史上曾被三地交替管辖。

《涡阳县志》所绘涡阳建县图也显示,1864年涡阳建县时,天静宫之东4华里的所谓尹喜墓一带就隶宿州管辖,并不隶属亳州。北宋时期,天静宫就建于宿州临涣县大李乡,后大李乡改属亳州城父县福宁镇(今属涡阳县张老家乡。2009年4月,该乡被涡阳县撤销),元代仍隶属城父县福宁镇。但不管是城父还是铚邑,战国时期都是与淮北相县同时并存的县,从未隶属于相县。

西汉时,在沛郡37县中,谯、酂(商丘永城西)、郸(永城、涡阳交界一带)、相、铚、城父、山桑(蒙城北坛城)、穀阳(固镇)等县也同时存在,现今涡阳县辖境就隶属当时的城父、山桑、郸侯国和铚县,没有一寸土地隶属相县,天静宫一带与相县相隔铚县、郸侯国。

东汉时,城父、山桑均隶属汝南郡,而淮北相县、铚县则属沛国,天静宫一带仍与相县相隔铚县。隋代铚县已废为临涣县,《隋书·地理志》云临涣有稽山、龙岗,丹城也省入临涣。稽山又称嵇山,系石弓山的一部分,相传此地乃古代五大隐士黄石公遗履处,山上有遗履桥,故名“石弓(公)”山。三国时期,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、谯国铚县人士嵇康(224—263),死后就葬于嵇山南麓,墓葬犹存,今属涡阳县石弓镇,西南距涡阳县城仅60华里、距天静宫50华里。

龙岗应是今涡阳县的龙山,位于天静宫东北20华里,北齐时期(550—577)曾置龙山县(见《太平寰宇记·宿州》),后废入临涣县。南北朝时期的丹城就是汉代的沛郡郸县,位于今涡阳县丹城镇与河南永城交界一带。这些名山城址在南北朝时期均属临涣县,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铚县。元代丹城尚有朝散大夫张德墓,其神道碑云:“至元丙子(1276),天下既定,乃卜地宿西百里临涣县仁义乡道住里泡河之汭,改葬其父”。按明嘉靖《宿州志》记载,仁义乡在(宿州)州治西南,龙山集、石弓山集、丹城集、青疃集均属仁义乡,这说明今涡阳县东北部辖境在古代确信无疑的隶属铚县,而非隶属相县。民国《涡阳风土记》和《涡阳县志》之《涡阳未设县前县境分属表》也一致记载涡阳县辖境分属铚、城父、山桑三县,从未隶属于相县。

所以,现今涡阳县数典而忘祖,把天静宫一带强附为“古相大地”或相县的做法是毫无根据的(见下图《鹿邑、淮北、涡阳地理位置对比图》)。

生搬硬套的老子里籍“宋国相县说” 图2《鹿邑、淮北、涡阳地理位置对比图》

由上图可以看出,淮北相县(今淮北市相城区)与萧、符离近在咫尺,因而才会在南北朝时合并到萧县,在唐宋时期合并到符离县。

西汉时,今涡阳天静宫所在地西与鹿亳相县(苦县,今鹿邑)相隔城父(义门西约9华里)、谯县(今亳州市谯城区)、思善侯国(今谯城区古城镇)和梅城(今谯城区十河镇西8公里梅城集),东北与淮北相县相隔铚县(今濉溪县临涣镇)、郸县(今永城、涡阳丹城交界一带),与江苏沛县相距更远。

东汉时,城父、山桑均属汝南郡,并不隶属沛国。从古至今,天静宫一带既不隶属于相县,也不隶属于苦县,更不属于谷阳县,无论老子是苦县人、相县人、谷阳人还是沛人,涡阳都不可能是老子故里。

四、陈相县当系老子里籍

从建县时间和地貌特征上分析,《老子铭》中的楚相县不可能是宋相县。边韶第一个提出老子是相县人,其《老子铭》交代很清楚:

老子“楚相县人也。春秋之后,周分为二,称东西君。晋六卿专征,与齐、楚并僭号为王。以大并小,相县虚荒,今属苦。故城犹在,在赖乡之东,涡水处其阳。其土地郁蓊高敞,宜生有德君子焉”(《全后汉文》卷62)。

这说明,老子故里之相县是在“晋六卿专征,与齐、楚并僭号为王”时虚荒的,与秦将章邯在秦二世二年(前208)“北定楚地,屠相至砀”(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)所洗劫的原宋国相邑及《战国策》所载的原宋国相邑均相差200年左右。

孔子作《春秋》是鲁哀公十四年(前481)之前的事。《春秋》记事,从周平王四十九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,即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,计二百四十二年,史称“春秋时代”。春秋之后,也就是孔子去世的当年,陈国也为楚国所灭。晋六卿专征、与齐楚并僭号为王是公元前572年至公元前453年之间的事情。公元前453年,赵、魏、韩三家瓜分智氏领地,此后,晋国已经名存实亡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(前403),周王室正式承认韩、赵、魏三家为诸侯,与晋侯并列,战国由此开始。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。因此,《老子铭》中“楚相县”的虚荒时间大致应在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453年之间,最迟也应在公元前403年之前。

老子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晋六卿专征,与齐、楚并僭号为王之时,由于老子所在的相县位于陈宋交界的陈国一侧,北有晋,南有楚,晋楚争雄,殃及小国,该相县最终在连年争战中虚荒乃至没有人烟也是符合史实的。但宋国凭借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,在东西南北的对抗中左右逢源。周灵王二十六年(前546),由宋国主导的第二次“弭兵之会”(史称“向戌弭兵”),使中原各国之间战火暂时得以平息,战争转向长江流域的吴、楚、越三国之间;宋景公时期(前516—前469),也即是老子生前的最后时期,宋国国力十分强盛;宋康王于公元前328年还南败楚取地三百里,直到公元前286年才亡于齐。《战国策》也屡次提到举五千乘之大宋、五千乘之劲宋,说明宋的实力委实不弱。

可以说,即使宋国在老子生活的年代真的设有相县,该相县彼时也不可能成为楚国之县,更不会虚荒成为苦县。而战国时期的宋相县虽遭秦将章邯在秦二世二年(前208)屠城,也始终没有虚荒,直到南北朝中期依然是县的设置。因此,战国末期的宋相县绝不可能是春秋时期的楚相县。

《老子铭》中的相县故城一带“土地郁蓊高敞”,是说那里土地肥沃,草木旺盛,地势高敞。《老子碑记》也言老子出生地“沃野平皋”,“皋”就是水边的高地,与《老子铭》所言一致。今鹿邑太清宫一带处于隐山遗址(元代以前这块高地并未称隐山)东侧,自然可以称为“土地郁蓊高敞”。而淮北相县乃是山间一“盆地”,周边都是山丘高地,其相县故城一带绝不可能称为“土地郁蓊高敞”的。

《水经注》中楚相县之南是涡水,宋相邑之南是睢水,而涡水与睢水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河流,因此,边韶所说的相县肯定不是宋之相邑。清康熙八年赐进士夏人佺为天静宫所撰《妆修道祖老君碑记》称老子生于无忧圩(音“围”),即天静宫一带,“圩”乃是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堤岸,与“土地郁蓊高敞”乃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地貌。因此,天静宫一带与边韶笔下的相县也是格格不入的。

春秋之“相”不见经传,记载春秋之“相”的史料均是秦汉以后的作品。如果说第一个明确提出春秋时宋国有“相”者是北魏郦道元(《史记》中提到的宋国之相是在战国时期出现的),他在《水经注》睢水经过相县故城南时解释说“宋共公之所都也”(宋共公迁都之事也不见经传),那么,第一个记载春秋时楚国有“相”者是则东汉边韶,他在《老子铭》中把老子记为楚相县人,并说“相县虚荒,今属苦”。这二人是最早详细记载春秋时期淮北相县和鹿亳相县的古人,他们的观点完全相同,即鹿亳相县(陈相)是老子出生地,淮北相县(宋相)与老子故里没有任何关系。

现代有人提出老子是宋相人,完全歪曲了二人的本意。如果因战国时期宋国故地有“相”之记载,且这个“相”有可能因楚灭宋变成楚相,就可以武断地认为老子是宋相人的话,那么,春秋时期吴国也有“相”(今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),且吴国被越国所灭,越国又被楚国所灭,吴国故地尽归楚国,这个“相”自然也会成为楚相,其设立年代比宋之相县还要早,是否就可以此认定老子是苏州人呢?很明显,这是不可能的,因为还有“苦”这个条件限制着,还有“厉乡曲仁里”这个条件限制着。

东汉以后,人们也普遍认定老子是鹿邑、亳州之间的相县人,即陈相人或楚相人,而非亳州以东的相县人,即宋相人。《水经注》也告诉我们,北魏以前鹿亳相县有大量祭祀老子的遗迹存在,而淮北相县、宿迁相县以及相县之外的下城父(今涡阳县城)一带均没有任何纪念老子的遗迹。所以,老子故里在鹿亳相县是确信无疑的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“陈虽属楚,于天文自若其故”,明确告诉世人,因春秋时陈国亡于楚国,故汉代“陈”在天文方面单列,但在地理方面则属“楚”,因此,老子陈相人、楚相人在汉代其实都是一回事,只是所指时间段不同罢了。

边韶之所以未在《老子铭》中称老子为“陈相人也”,一是因为春秋之陈与东汉之陈有时容易混淆,春秋之陈国有相邑,而东汉之陈国没有相县只有苦县;二是“陈相”与“宋相”可能同时存在,也容易混淆;三是因为该文中已有“于是陈相边韶,典国之礼”之言。“陈相”一词在文中既已指代人,为了避讳,也为了防止与其他事物混淆,故边韶未再用“陈相”一词同时指代地名,而是用“楚相”一词替代。

而今人提出的“宋相人”说则是混淆了鹿亳相和淮北相的概念,系对历史地名变迁误解而致。“鹿亳相”故城的具体位置在今鹿邑县太清宫东北5里左右,是与鹿邑县境隔河相望的一处高地,这个高地至今仍被当地群众呼为“谷阳城”(见王珏《老子故里在鹿邑求解》,选自《老子故里论老子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9年)。

五、春秋经传相县无载的原因

鹿亳相、淮北相、宿迁相三个相县在春秋时期均不见经传所载,其中淮北相县最早出现在《战国策》中,楚顷襄王二十年(前279),春申君说秦王时首次提到宋国故地有相,但这也是老子死后100多年的事情,只能证明战国末期宋国有相,不能证明其春秋时就有相。宿迁相县最早出现在《史记》中,鹿亳相县最早出现在边韶《老子铭》中,也均是老子亡故几百年后才首次出现在文献中。

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稀少、史册贫乏,大凡没有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点,在当时的经史子集中均查阅不到。乾隆《归德府志·地理略》言“鹿邑僻在府南,境非冲衢”,说明今鹿邑一带自古就比较偏僻,加之老子故里素有老子遗风(正如苏轼所言:“苦县祖风殊”),乡民“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”,因此,老子出生地相县、苦县的知名度当然也不会太高。而淮北相邑曾经是宋国的都城,知名度自然要比鹿亳相县相对较高。

西周盖有一千八百国,而见于《春秋》经传者仅一百七十国,陈国相邑、楚国相县不见经传也不足为怪。《史记·陈杞世家》也云:“周武王时,侯伯尚千余人,及幽、厉之后,诸侯力攻相并。江、黄、胡、沈之属,不可胜数,故弗采著于传”。由此可见,由于周初分封的方国太多,不少小国《史记》也未一一记载,故鹿亳相邑未见之于《史记》也在情理之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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