节选自《老子里籍相县究竟在哪里》，标题为编者加。
司马迁云老子“楚苦县”人，边韶曰老子“楚相县”人，两说虽不完全一样，其实也并不矛盾，因为边韶解释得很清楚，“相县虚荒，今属苦”。按说这一记载根本不会让人产生歧义，但近代以来，个别史学者出于众所周知的目的，在已有的陈国相人说、楚国相人说之外，又提出新说：宋国相人说，认为战国宋相就是春秋楚相，使原本清晰的老子里籍问题变得复杂化、情绪化。
根据《汉书》《后汉书•郡国志》《水经注》和《水经注疏》等文献记载，历史上称“相”的地方很多，仅在淮河流域就有三个相县：第一个相县“鹿亳相”，位于今亳州市区以西，鹿邑、亳州两县市交界一带。第二个相县“宿迁相”，位于睢水的下游江苏宿迁西南宿豫县境内。第三个相县“淮北相”，在安徽淮北市一带。以上三个相县分别在豫皖交界、安徽淮北、江苏宿迁一带，分别隶属于春秋时的陈国、宋国、宿国，是明显不同的三个县。下面就重点介绍一下老子“宋国相人说”的“淮北相”。
《水经注》卷二十四《睢水·瓠子河·汶水》这样记载：“睢水又东迳相县故城南，宋恭公之所都也。”
《水经注疏·睢水》在此句后解释：“宋共公自睢阳徙相子城，又还睢阳。”这个“相县”，史学界公认是在安徽省淮北市，《大清一统志·卷八十七·凤阳府》谓“本宋邑”，“秦置相县”。春秋战国时可能曰相子城，系“子”一级的小城堡，成为宋国都城后可能改称相邑，但比陈国的相邑设置要晚得多，与楚国直属国君的相县也明显不同。
宋共（恭）公（？—前576）在位13年，为避强敌和水患把都城迁至相邑，后又迁回睢阳，相邑只作了5年（前581—前576）的宋国都城。公元前286年，齐、魏、楚三家灭宋后，废为齐国相邑，后又为魏国相邑（见淮北市地方志办公室张继玲《淮北市古建置考》）。史料记载，齐闵王中秦国说客苏代的阴谋离间之计，发兵灭宋，拉响了六国混战的导火索。
齐闵王十七年（前284），燕将乐毅率燕、赵、秦、魏、韩五国联军攻齐；楚顷襄王“十九年（前280），秦伐楚，楚军败，割上庸、汉北地予秦。二十年，秦将白起拔我西陵。二十一年，秦将白起遂拔我郢，烧先王墓夷陵。楚襄王兵散，遂不复战，东北保于陈城。二十二年，秦复拔我巫、黔中郡”（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）。《战国策·秦策四》记载，顷襄王二十年（前279），楚人黄歇为防止秦国一举灭楚，上书秦昭王曰：“秦、楚之构而不离，魏氏将出而攻留、方与、铚、胡陵、砀、萧、相，故宋必尽；齐人南面，泗北必举。”该句中的“泗北”在《史记》中作“泗上”，指当时的诸侯小国鲁、邹。这说明，宋国灭亡后，诸侯各国进入混战状态，秦国也不断攻打楚国。楚国自身尚且难保，当然也无力争夺宋国故地。
黄歇认为，如果秦、楚两国继续打得难解难分，宋国故地必为魏国趁机所夺，泗上诸侯邹、鲁之地也必为齐国趁机所取。但秦昭王并未真正相信黄歇的说辞，继续攻打楚国，第二年就攻破楚都，迫使楚迁都于陈。因此，宋国灭亡后，尽管宋国故地一度处于各国争夺的拉锯战之中，但相邑一带的宋国故地却始终未曾隶属于楚国，楚国也不可能在那里设立相县。
秦王政二十三年（前224）秦灭魏国后，在淮北相邑新设泗水郡。之后，全面推行郡县制，县的名称也得到规范。一般而言，同一个国中不允许有相同名称的县同时存在，但因鹿亳相县在春秋时就已虚荒且已改属苦县，所以，秦国就在原淮北相邑一带新设了相县。由此可见，淮北相县在春秋战国时期仅是一个小城，并未置县，直到秦朝才正式置县。
这个相县位于铚萧之间，铚县东北、萧县西南，历经秦、汉、晋多个朝代一直称为相县，从未与苦县为邻，从未虚荒并入苦县，更未改名为苦县。直到北朝北齐天保七年（556），才并入徐州彭城郡承高县（今安徽萧县，位于江苏徐州西南15公里），作为县的编制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隋朝时隶属彭城郡萧县（见《隋书·志第二十六·地理下》），唐、宋时期改属宿州符离县（见《太平寰宇记·卷十七·宿州》。符离即今安徽宿州北10公里符离镇）。此后，其县治一带就以“相城乡”的名称出现在行政区划中。
这个相县从古至今也没有涡水流过，更没有老子庙之类的历史遗迹，仅仅有相山庙之类的历史遗迹。明嘉靖《宿州志》卷七云：“相城在州西北九十里，相山之下，宋共公尝徙都于此，汉沛郡治相，今为相城乡”；卷六记载：“相山显济王庙：在州西北九十里，相山之巅。神之姓氏莫详，勒有汉碑，字剥不能考。唐永徽元年碑辞云：晋武帝太康五年，令有国诸侯祭祀界内山川，时相山属沛国”。这说明汉代淮北相县仅有一个无名之神，自古就与老子没有什么关系。
《汉书·卷二十八》记载沛郡三十七县中有“相”，淮阳国九县中有“苦”；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记载东汉时沛国二十一城有“相”，陈国九座城池中有“苦”，同一本书既有相县的记载，又有苦县的记载，说明在汉魏时期，在边韶时期，淮北相县与苦县（鹿亳相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县。此后一直到清末民初，人们始终把淮北相县与鹿亳相县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县。
这种异地同名的现象比比皆是，比如：春秋战国及汉朝初年的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，到汉武帝时期就改为今河南新安县；汉置郸县在今永城和涡阳丹城镇交界一带，隋置郸县在今周口市郸城县境（这两个“郸”异地同名也应因相县而致：两汉时，淮北相县西南曾置郸县，南北朝时又改设丹城县，而老子故里谷阳县辖境在春秋时隶属鹿亳相县。
因此，隋文帝统一中国后，为了规范全国地名，恢复南北朝时期侨置的郡县，开皇六年就按照“相县西南属郸县”的思维定势在谷阳县西南、原宁平县辖境设置了郸县。《太平寰宇记》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等史书把鹿邑误作“汉郸县地”均是混淆了这两个郸县）；唐代鹿邑东部称仙源县，北宋山东曲阜也叫仙源县。对此，我们在考证历史时，一定要审慎对待。
老子生活的时代，人们习惯“小国寡民”的生活，各县的面积都不太大。据《周礼·大司徒》记载，周代实行分封制，“诸公之地，封疆方五百里……；诸侯之地，封疆方四百里……；诸伯之地，封疆方三百里……；诸子之地，封疆方二百里……；诸男之地，封疆方百里……”。这里的“方”是面积单位，但不是“方圆”之意，不能解释为半径或直径。
古代分封按正方形规制，因此这里的“方”是“××见方”之意，应指“边长”。比如“方九里”就是“九里见方”，边长9里。古话“三百步为一里”，折合现在大约是400—550米，与现在的一华里差不多（其中秦朝时全国统一了度量衡，规定6尺为1步，1尺相当于现在的23.1厘米，1里折合现在415.8米。清光绪34年〈1908〉重定度量衡时，所定“里”的长度最大，1里等于现在的576米。1929年，民国政府又与国际接轨，规定“一市里为150丈合公制为500米”）。可见，周代“末等封国”之地还不及现在一个县的地盘大。
至于“邑”的面积则更小，周代规定：只有周天子城能“方九里”，其他诸侯王公按“王公城七里，侯伯五里、子男三里”的规格逐级递减（《周礼·考工记》）。即使后来“礼崩乐坏”时候，诸侯的城池也不可能超过天子。到秦代时，国家面积仅相当于现在的三分之一，但却设置“县政”单位约1000个，县的面积也仅相当于周代“末等封国”之地。西汉时期，“县大率方百里，其民稠则减，稀则旷”（《汉书·卷十九上》），中原地带人口稠密，县的面积应较小。到清代，国家疆域扩大，县的面积也较大，此时“州县之地，大者且数百里，小者亦不下百里。”（清·贺长龄、魏源《清朝经世文编·卷七十四·兵政五》）。
可以说，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，中国历代王朝县级行政单位保持在1000—1800个，全国平均每县所辖基本没有达到“地方百里、人口万户”的建制规模（信阳师范学院张新光《质疑古代中国社会“皇权不下县、县下皆自治”之说——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》）。
古代交通不发达，信息不畅通，纳税、服役等事务受路途影响较大，这也决定了郡县设置不能太大。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，柘城曾于“贞观初废入殼熟、宁陵二县，后县人徭赋路远，陈诉积年，至高宗朝复置，属宋州”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·卷八十九》记载，天禧元年（1017），宿州（今安徽宿州）“初割临涣隶亳州，或言其输税不便，於是止取临涣之大李一乡以附亳，而宿人便之”。这说明古代县置面积较大时，影响人们纳税服役，县人也不会同意。因此，“古代县城不过百里”的说法应是符合实际的。
由此推定，《水经注》三个相县的面积也都不会太大，其中“淮北相”曾是宋国都城，宋国是“公”，按规定都城可以“方七里”，但相邑作为都城的时间并不长，是一个“临时国都”，故面积也不会超过“方七里”，即使加上近郊，也不会超过“方二十里”（考古发掘现已证明，该相县内城约500×700米，外城2500×2000米，应是方五里）。秦汉时期，在相邑基址上建立的相县面积可能扩大，但也不会超过现在一个县的面积，其管辖面积大致就在今安徽淮北相山附近、萧县青龙集、濉溪张集一带。南北朝时期，这个相县之所以会并入彭城郡承高县（今安徽萧县）；唐、宋时期，这个相县的所在地之所以会改属宿州符离县，就因为其不仅与萧县、符离县接壤，介于两县之间，而且面积也可能相对较小、人口也不太多。
从古今地图来看，淮北相县距今涡阳天静宫直线距离至少也有150华里，中间还隔着古代的临涣（铚）等地，其他两个相县距涡阳则更远，按照“古代县城相距不过百里”来推算，今涡阳天静宫一带在古代不可能隶属于任何一个相县。
秦汉以前的史料也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。《战国策》曰：“魏氏将出而攻留、方舆、铚、胡陵、砀、萧、相，故宋必尽”。其中“铚”就是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（故城在今临涣镇西北），位于安徽淮北西南近40公里，春秋时为宋国铚邑，宋亡后先后为齐国铚邑、魏国铚邑，秦汉时置铚县，南北朝在铚地置临涣郡，隋废为临涣县（《隋书·地理志》云：“临涣：后魏置临涣郡，又别置丹城县，东魏析置白桦县，后齐郡废，开皇元年丹城省，大业初白桦又省，并入焉），元至元二年（1265）省入宿州（见新旧《元史·地理志》）。秦汉时期，天静宫所在地处于城父、山桑、铚交界一带。南北朝时期，在铚邑置临涣郡，后来临涣郡废为县；唐改山桑为蒙城。此后，天静宫所在地因而处于临涣、城父、蒙城三县交界一带，历史上曾被三地交替管辖。
《涡阳县志》所绘涡阳建县图也显示，1864年涡阳建县时，天静宫之东4华里的所谓尹喜墓一带就隶宿州管辖，并不隶属亳州。北宋时期，天静宫就建于宿州临涣县大李乡，后大李乡改属亳州城父县福宁镇（今属涡阳县张老家乡。2009年4月，该乡被涡阳县撤销），元代仍隶属城父县福宁镇。但不管是城父还是铚邑，战国时期都是与淮北相县同时并存的县，从未隶属于相县。
西汉时，在沛郡37县中，谯、酂（商丘永城西）、郸（永城、涡阳交界一带）、相、铚、城父、山桑（蒙城北坛城）、穀阳（固镇）等县也同时存在，现今涡阳县辖境就隶属当时的城父、山桑、郸侯国和铚县，没有一寸土地隶属相县，天静宫一带与相县相隔铚县、郸侯国。
东汉时，城父、山桑均隶属汝南郡，而淮北相县、铚县则属沛国，天静宫一带仍与相县相隔铚县。隋代铚县已废为临涣县，《隋书·地理志》云临涣有稽山、龙岗，丹城也省入临涣。稽山又称嵇山，系石弓山的一部分，相传此地乃古代五大隐士黄石公遗履处，山上有遗履桥，故名“石弓（公）”山。三国时期，“竹林七贤”之一、谯国铚县人士嵇康（224—263），死后就葬于嵇山南麓，墓葬犹存，今属涡阳县石弓镇，西南距涡阳县城仅60华里、距天静宫50华里。
龙岗应是今涡阳县的龙山，位于天静宫东北20华里，北齐时期（550—577）曾置龙山县（见《太平寰宇记·宿州》），后废入临涣县。南北朝时期的丹城就是汉代的沛郡郸县，位于今涡阳县丹城镇与河南永城交界一带。这些名山城址在南北朝时期均属临涣县，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铚县。元代丹城尚有朝散大夫张德墓，其神道碑云：“至元丙子（1276），天下既定，乃卜地宿西百里临涣县仁义乡道住里泡河之汭，改葬其父”。按明嘉靖《宿州志》记载，仁义乡在（宿州）州治西南，龙山集、石弓山集、丹城集、青疃集均属仁义乡，这说明今涡阳县东北部辖境在古代确信无疑的隶属铚县，而非隶属相县。民国《涡阳风土记》和《涡阳县志》之《涡阳未设县前县境分属表》也一致记载涡阳县辖境分属铚、城父、山桑三县，从未隶属于相县。
所以，现今涡阳县数典而忘祖，把天静宫一带强附为“古相大地”或相县的做法是毫无根据的（见下图《鹿邑、淮北、涡阳地理位置对比图》）。
由上图可以看出，淮北相县（今淮北市相城区）与萧、符离近在咫尺，因而才会在南北朝时合并到萧县，在唐宋时期合并到符离县。
西汉时，今涡阳天静宫所在地西与鹿亳相县（苦县，今鹿邑）相隔城父（义门西约9华里）、谯县（今亳州市谯城区）、思善侯国（今谯城区古城镇）和梅城（今谯城区十河镇西8公里梅城集），东北与淮北相县相隔铚县（今濉溪县临涣镇）、郸县（今永城、涡阳丹城交界一带），与江苏沛县相距更远。
东汉时，城父、山桑均属汝南郡，并不隶属沛国。从古至今，天静宫一带既不隶属于相县，也不隶属于苦县，更不属于谷阳县，无论老子是苦县人、相县人、谷阳人还是沛人，涡阳都不可能是老子故里。
从建县时间和地貌特征上分析，《老子铭》中的楚相县不可能是宋相县。边韶第一个提出老子是相县人，其《老子铭》交代很清楚：
老子“楚相县人也。春秋之后，周分为二，称东西君。晋六卿专征，与齐、楚并僭号为王。以大并小，相县虚荒，今属苦。故城犹在，在赖乡之东，涡水处其阳。其土地郁蓊高敞，宜生有德君子焉”（《全后汉文》卷62）。
这说明，老子故里之相县是在“晋六卿专征，与齐、楚并僭号为王”时虚荒的，与秦将章邯在秦二世二年（前208）“北定楚地，屠相至砀”（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）所洗劫的原宋国相邑及《战国策》所载的原宋国相邑均相差200年左右。
孔子作《春秋》是鲁哀公十四年（前481）之前的事。《春秋》记事，从周平王四十九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，即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，计二百四十二年，史称“春秋时代”。春秋之后，也就是孔子去世的当年，陈国也为楚国所灭。晋六卿专征、与齐楚并僭号为王是公元前572年至公元前453年之间的事情。公元前453年，赵、魏、韩三家瓜分智氏领地，此后，晋国已经名存实亡。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前403），周王室正式承认韩、赵、魏三家为诸侯，与晋侯并列，战国由此开始。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《资治通鉴》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。因此，《老子铭》中“楚相县”的虚荒时间大致应在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453年之间，最迟也应在公元前403年之前。
老子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晋六卿专征，与齐、楚并僭号为王之时，由于老子所在的相县位于陈宋交界的陈国一侧，北有晋，南有楚，晋楚争雄，殃及小国，该相县最终在连年争战中虚荒乃至没有人烟也是符合史实的。但宋国凭借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，在东西南北的对抗中左右逢源。周灵王二十六年（前546），由宋国主导的第二次“弭兵之会”（史称“向戌弭兵”），使中原各国之间战火暂时得以平息，战争转向长江流域的吴、楚、越三国之间；宋景公时期（前516—前469），也即是老子生前的最后时期，宋国国力十分强盛；宋康王于公元前328年还南败楚取地三百里，直到公元前286年才亡于齐。《战国策》也屡次提到举五千乘之大宋、五千乘之劲宋，说明宋的实力委实不弱。
可以说，即使宋国在老子生活的年代真的设有相县，该相县彼时也不可能成为楚国之县，更不会虚荒成为苦县。而战国时期的宋相县虽遭秦将章邯在秦二世二年（前208）屠城，也始终没有虚荒，直到南北朝中期依然是县的设置。因此，战国末期的宋相县绝不可能是春秋时期的楚相县。
《老子铭》中的相县故城一带“土地郁蓊高敞”，是说那里土地肥沃，草木旺盛，地势高敞。《老子碑记》也言老子出生地“沃野平皋”，“皋”就是水边的高地，与《老子铭》所言一致。今鹿邑太清宫一带处于隐山遗址（元代以前这块高地并未称隐山）东侧，自然可以称为“土地郁蓊高敞”。而淮北相县乃是山间一“盆地”，周边都是山丘高地，其相县故城一带绝不可能称为“土地郁蓊高敞”的。
《水经注》中楚相县之南是涡水，宋相邑之南是睢水，而涡水与睢水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河流，因此，边韶所说的相县肯定不是宋之相邑。清康熙八年赐进士夏人佺为天静宫所撰《妆修道祖老君碑记》称老子生于无忧圩（音“围”），即天静宫一带，“圩”乃是低洼地区防水护田的堤岸，与“土地郁蓊高敞”乃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地貌。因此，天静宫一带与边韶笔下的相县也是格格不入的。
春秋之“相”不见经传，记载春秋之“相”的史料均是秦汉以后的作品。如果说第一个明确提出春秋时宋国有“相”者是北魏郦道元（《史记》中提到的宋国之相是在战国时期出现的），他在《水经注》睢水经过相县故城南时解释说“宋共公之所都也”（宋共公迁都之事也不见经传），那么，第一个记载春秋时楚国有“相”者是则东汉边韶，他在《老子铭》中把老子记为楚相县人，并说“相县虚荒，今属苦”。这二人是最早详细记载春秋时期淮北相县和鹿亳相县的古人，他们的观点完全相同，即鹿亳相县（陈相）是老子出生地，淮北相县（宋相）与老子故里没有任何关系。
现代有人提出老子是宋相人，完全歪曲了二人的本意。如果因战国时期宋国故地有“相”之记载，且这个“相”有可能因楚灭宋变成楚相，就可以武断地认为老子是宋相人的话，那么，春秋时期吴国也有“相”（今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），且吴国被越国所灭，越国又被楚国所灭，吴国故地尽归楚国，这个“相”自然也会成为楚相，其设立年代比宋之相县还要早，是否就可以此认定老子是苏州人呢？很明显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还有“苦”这个条件限制着，还有“厉乡曲仁里”这个条件限制着。
东汉以后，人们也普遍认定老子是鹿邑、亳州之间的相县人，即陈相人或楚相人，而非亳州以东的相县人，即宋相人。《水经注》也告诉我们，北魏以前鹿亳相县有大量祭祀老子的遗迹存在，而淮北相县、宿迁相县以及相县之外的下城父（今涡阳县城）一带均没有任何纪念老子的遗迹。所以，老子故里在鹿亳相县是确信无疑的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“陈虽属楚，于天文自若其故”，明确告诉世人，因春秋时陈国亡于楚国，故汉代“陈”在天文方面单列，但在地理方面则属“楚”，因此，老子陈相人、楚相人在汉代其实都是一回事，只是所指时间段不同罢了。
边韶之所以未在《老子铭》中称老子为“陈相人也”，一是因为春秋之陈与东汉之陈有时容易混淆，春秋之陈国有相邑，而东汉之陈国没有相县只有苦县；二是“陈相”与“宋相”可能同时存在，也容易混淆；三是因为该文中已有“于是陈相边韶，典国之礼”之言。“陈相”一词在文中既已指代人，为了避讳，也为了防止与其他事物混淆，故边韶未再用“陈相”一词同时指代地名，而是用“楚相”一词替代。
而今人提出的“宋相人”说则是混淆了鹿亳相和淮北相的概念，系对历史地名变迁误解而致。“鹿亳相”故城的具体位置在今鹿邑县太清宫东北5里左右，是与鹿邑县境隔河相望的一处高地，这个高地至今仍被当地群众呼为“谷阳城”（见王珏《老子故里在鹿邑求解》，选自《老子故里论老子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9年）。
鹿亳相、淮北相、宿迁相三个相县在春秋时期均不见经传所载，其中淮北相县最早出现在《战国策》中，楚顷襄王二十年（前279），春申君说秦王时首次提到宋国故地有相，但这也是老子死后100多年的事情，只能证明战国末期宋国有相，不能证明其春秋时就有相。宿迁相县最早出现在《史记》中，鹿亳相县最早出现在边韶《老子铭》中，也均是老子亡故几百年后才首次出现在文献中。
春秋战国时期文字稀少、史册贫乏，大凡没有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点，在当时的经史子集中均查阅不到。乾隆《归德府志·地理略》言“鹿邑僻在府南，境非冲衢”，说明今鹿邑一带自古就比较偏僻，加之老子故里素有老子遗风（正如苏轼所言：“苦县祖风殊”），乡民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”，因此，老子出生地相县、苦县的知名度当然也不会太高。而淮北相邑曾经是宋国的都城，知名度自然要比鹿亳相县相对较高。
西周盖有一千八百国，而见于《春秋》经传者仅一百七十国，陈国相邑、楚国相县不见经传也不足为怪。《史记·陈杞世家》也云：“周武王时，侯伯尚千余人，及幽、厉之后，诸侯力攻相并。江、黄、胡、沈之属，不可胜数，故弗采著于传”。由此可见，由于周初分封的方国太多，不少小国《史记》也未一一记载，故鹿亳相邑未见之于《史记》也在情理之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