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考证老子里籍的学者，每涉及厉乡与赖(濑)乡时，有人以先出现的厉乡为正，有人则以后出且使用次数较多的赖(濑)乡为正；而对厉、赖(濑)之不同，其皆以古通用为释。利用韵书、史书、诗韵、方志等历史文献，梳理厉乡与赖(濑)乡历时交替的成因，及其间音注的性质，可以发现：厉乡和赖(濑)乡的不同，是先秦时期东西土古方音差异而致，赖(濑)乡仅是厉乡的记音符号；它们随着基础音的转移，呈现出历时交替的状态。
关键词：厉乡；赖(濑)乡；考证
关于老子出生地，古文献中有厉乡和赖(濑)乡(赖乡与濑乡虽书写不同，实则相同，文中视其为一)两种记载。高亨《老子正诂·史记老子传笺证》云：“《史记》厉乡，《曾子问》疏引作赖乡；《老子铭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颜注引晋《太康记》、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、《水经注》亦并作赖乡，《神仙传》、《史记正义》引晋《太康地记》又并作濑乡。”[1](P200)对此歧异，清代学者皆以“厉”与“赖(濑)”之间古音通为释。今人每涉及此问题时，亦陈陈相因，无人再去深究其详。为何东汉之前仅见厉乡写法，其后却又记作赖(濑)乡？它们在时间链条上，为何会呈现出历时交替的状态？其成因性质如何？诸多疑点，不得不让我们再次思考它们之间到底处于何种关系。
一、老子出生地东汉前为何仅见“厉乡”写法
最早记录厉国的是《逸周书》：“百韦命伐厉，告以馘、俘。”[2](P432)此厉为今鹿邑县东早期之厉国。它臣服于周后，被重新册封为厉国。
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鲁僖公十五年、十六年中，均记载有齐、曹等国之师攻伐厉国的事件。《春秋·僖公十五年》载：“十有五年春，王正月，公如齐。楚人伐徐。三月，公会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盟于牡丘，遂次于匡。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。……秋七月，齐师、曹师伐厉。”[3](P349)对文中所伐之厉国，杨伯峻注云：“厉，国名。惠栋《补注》以为即桓十三年《传》之赖，在今湖北省随县之厉山店，此晋、宋以来之传说。王夫之《稗疏》则以为此又一厉，即今河南鹿邑县东老子所生之苦县厉乡。以地理考之，齐移救徐之师以伐厉，《稗疏》之说较合。《鲁大司徒匜铭》云‘鲁大司徒子仲白作其庶女砺孟姬媵也匜’云云，郭沫若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》谓‘砺即厉之繁文。在此乃孟姬所适之国名’。”[3](P349~350)
杨伯峻认定此厉(砺)国即鹿邑县东原厉国。僖公十五年(前645)，厉国尚在诸侯国之列，周室国势衰微后，厉辖于陈。公元前608年，楚伐陈，前598年，楚庄第一次灭陈，降陈为县。前534年，楚灵王第二次灭陈。陈国以东之厉亦当属楚。此间厉国的旧地改称厉乡，于是，厉乡就在鹿邑县东原厉国旧址上延续了下来。因此，鹿邑县东之厉，商至春秋方国，又作砺。司马迁为老子作传时，自然遍览皇家之书，他把老子出生地定为厉乡，是与《逸周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春秋》中厉国之称谓一脉相承。
但为何周至春秋时期，仅有“厉”而无“赖(濑)”之称谓呢？这还需要了解先秦时厉，《广韵》属蟹摄祭韵，而赖(濑)属蟹摄泰韵。先秦时，厉、赖(濑)都属于祭部字。上古祭部是否独立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。从谐声和《诗经》用韵上看，祭部与月部关系密切。王力先生把祭部归入月部。所谓祭部其实就是月部的长入。故厉拟音为＊lYāt，赖(濑)拟音为＊lāt，它们与月部字一样，都拟有入声塞尾[t]。
王健庵根据“《尚书》等历史文献中把宗周这一范围的人称为‘西土之人’(即今陕西和甘肃的东端)，而把殷商那一范围的人称为‘东土之人’(即今河南、山西、山东)。按照这一地理概念把《诗经》篇什进行方言分类”，发现“《诗经》用韵一般都认为是单一音系的上古共同语，即所谓‘雅言’正音，其实并非如此。……东西两大方言都有‘四声’分别，西土阴声韵去声字归属入声，正是‘秦陇去声为入’，而东土不混”[4]。“西土阴声韵去声字归属入声”当然也包括祭部归入月部，此与王力先生相一致；而“东土不混”则言阴声韵去声字与入声不混，亦包括祭部与月部不混，这异于王力先生的观点。
此后，刘志成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。他指出，秦晋方言中祭月不分，而齐鲁、中原和楚方言中祭月有别。[5](P365~374)按照王健庵等人观点，祭部合入月部是西土的语音特征，而东土则是祭月不分的。老子出生地本字本为“厉”，由于周王朝属于西土，其方言祭月不分，若把“厉”记录下来则为＊lYāt，属于月部；而东土祭月分部，若把“厉”记录下来则为＊lai，属于祭部。之所以“厉”读音在西土和东土有如此之异，当为先秦时期东西土古方音差异所致。东土方音读“厉”为＊lai，这与同祭部的“赖(濑)”(拟音＊lai)变成了同音字。《韵镜》厉，收于外转第十三开图，属三等；赖(濑)，收于外转第十五开图，属一等。中古厉与赖(濑)本不同等，而先秦东土方音把它们混同了起来，故东土“厉”音＊lai以文字记之则为“赖(濑)”。
鹿邑县东之厉国，若以西土方音为主的通语来记录就是“厉国”，若按东土的中原音(陈国)或楚方言的祭月分部来记录则为“赖国”。由于“厉国”早期隶属于周王朝，它必然会被西土中央通语来记录，此即“厉国”及后来所沿袭的“厉乡”。这就解释了先秦时期为何用“厉”而不用“赖(濑)”的原因。《史记》谓老子为“苦县厉乡曲仁里人”[6](P2139)，当是传承了先秦时期当时的西土古方音称谓。
二、老子出生地东汉后为何仅见“赖(濑)乡”写法
司马迁把老子出生地定为“厉乡”，是传承了先秦西土古方音称谓，若按东土方音，当为“赖(濑)乡”。最早称老子出生地为“赖(濑)乡”的，是东汉桓帝时边韶的《老子铭》，其称：“老子姓李，字伯阳，楚相县人也。……相县虚荒，今属苦，故城犹在。在赖乡之东，涡水处其阳。”[7](P813)边韶，东汉末年人，《后汉书》卷80有传。延熹八年(165)八月时，其为陈相。因皇帝尊老祀老，命边韶撰此碑铭。文中称老子为“相县人”。《后汉书·郡国二·陈国》：“苦，春秋时曰相。”[8](P3429)
边韶由于接的是圣谕，必当谨小慎微，撰写碑铭前定做了实地考察，如实记载了当时当地人之称谓。故此文应有真实可靠性。这里，他第一次使用了赖乡。其后，高诱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注云：“老聃，老子，字伯阳。楚苦县赖乡曲里人。今陈国东濑乡有祠存。”[9](P1348)《水经注疏·阴沟水》：
“涡水又南东屈，迳苦县故城南，……涡水又东北屈，至赖乡，谷水注之。”[10](P1941)诸文献皆以赖(濑)乡记之。赖(濑)乡具体位置在哪呢？《太平寰宇记》：“濑水(濑乡境内)，在县东南十二里。于苦县界相县故城西南五里，谷水分流，入灵溪池，东入涡水。”[11](P238)清康熙三十一年(1692)《鹿邑县志》亦载：“太清宫(老子祠)，在县东十里，老子所生之地。汉桓帝为立庙。”[12](P8)为何先秦东土之“赖(濑)乡”称谓，时至东汉才显现出来呢？这与两汉时期通语的基础方言由西向东转移有关。
西汉定都长安，至王莽新朝时期，王莽始营造东都洛阳：“以始建国八年(16)，岁缠星纪，在洛阳之都。其谨缮修长安之都，勿令坏败。”[13](P4132)王莽统治期间，是把都城从长安最终转移到洛阳的过渡阶段。至建武元年(25)，光武帝始定都洛阳。“冬十月癸丑，车驾入洛阳，幸南宫却非殿，遂定都焉。”[8](P25)正因为把都城从长安最终转移到了洛阳，从东汉始，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，开始成为我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
由于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，这必然使当时通语的基础音也开始从长安转向洛阳。从东汉至南北朝，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方音，始终处于标准语地位。《北史·咸阳王禧传》：“孝文引见朝臣，诏断北语，一从正音，禧赞成其事。于是诏：‘年三十已上，习性已久，客或不可卒革。三十已下，见在朝廷之人，语音不听仍旧。若有故为，当降爵黜官。若仍旧俗，恐数世之后，伊洛之下，复成被发之人。’”[14](P689~690)孝文帝诏断北语，一从正音。这个正音标准，就是当时的洛阳音。《颜氏家训·音辞篇》称：“自兹厥后，音韵锋出，各有方音，递相非笑，指马之谕，未知孰是。共以帝王都邑，参校方俗，考核古今，为之折衷。搉而量之，独金陵与洛下耳。”[15](P252)从颜之推此评述中，可知当时各种韵书都杂有土风，并互相指责，唯北宗洛阳和南宗金陵语音为正。
正因为通语的基础方言由长安转移到了洛阳，致使中原地带对老子出生地原本为“赖(濑)乡”的写法凸现了出来。故从东汉始，文献皆以东土之“赖(濑)乡”取代先秦时期西土之“厉乡”。至此，“赖(濑)乡”称谓才正式上升为书面正体。
三、厉音赖的解释
司马迁《史记》谓老子为“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”，唐代张守节《正义》于“厉乡”下注云“厉音赖”。
先秦至唐，东土方言“厉乡”仍音“赖(濑)乡”，为何张守节又音注为“厉音赖”？要解答此问题，我们需要检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土方言“厉”与“赖(濑)”有无音变。
先秦两汉西土“厉”属于月部，到了魏晋南北朝，月部长入声一部分字，其韵尾开始由﹣t尾变为﹣i尾，即由月部向去声转变，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祭部[i]。[16](P157)此间，“厉”也失去了塞音韵尾，由入声变成了去声字。而东土方言祭部本为[ai]，于是，时至魏晋南北朝，东西土方言祭部其音值已相差无几。
至于隋唐，蟹摄齐灰韵系及去声祭泰废字，又开始与止摄发生合流。该音变于隋代始露端倪，止蟹二摄通押6例[17](P148)，初唐通押17例[18](P405~407)。至盛唐，这种状况并未持续下去，仅见通押12例[19]。时至中唐，此状况有所转变，见通押39例[20]。此后，蟹摄开始向止摄大规模靠拢。晚唐敦煌曲子词中，支脂之微与齐祭废已经通押不分[21]。这表明，齐祭废韵已完全从蟹摄中分化了出来，与支脂之微齐合流为一部了。
到了北宋，此种状况继续发展。“北宋除支脂之微通用外，齐韵平上去三声及去声祭韵废韵亦均与以上四韵合用不分。”[22](P611)厉，属于蟹开三祭韵字，亦在此音变中。祭韵至迟于北宋，已完全合流于止摄，即由魏晋南北朝时的[i]／[ai]韵转变为了[i]韵。张守节是武则天当政时期之人，即盛唐人。这可从其《正义序》中得知：“守节涉学三十余年。”[6](P11)此序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(736)。他注“厉音赖”，当是“厉”已经由蟹摄祭韵演变进入了止摄。“厉”与止摄字相押的诗例，见于盛唐，如李白《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》叶：济翳裔意际计逝涕制势岁袂枻系丽替蔽滞厉帝。其中，止摄字“意”与祭韵字“厉裔际逝制势岁袂枻蔽滞”相押。[19](P91)由于书面语记录总是晚于口语的变化，据此可知，至迟到盛唐，“厉”已经读成了[li]。
东西土“厉”由[i]／[ai]都演变成了[i]，其对应义项是“严也、恶也、危也”，等等。老子出生地“厉乡”，则因世代口传而语音具有保守性之故，仍音“赖(濑)乡”。这还可从如下材料加以证实。《广韵》厉，收于祭韵，力制切；而《集韵》除了收于祭韵外，又收于泰韵，与赖同为一个小韵，落盖切。显然，厉，有[li]和[lai]两音。之后，《五音集韵》、《古今韵会举要》、《洪武正韵》等韵书，均两收其音。如《古今韵会举要》九泰：“厉，恶也，注见祭韵，力制切。《庄子》两音，又厉乡，地名。《史·老子传》厉音赖，苦县城东有厉乡，祠老子所生。”[23](P335)因此，“厉音赖”一注，反映出“厉”作为其他义项，在当时的实际口语中，已普遍读同了止摄，为防止把老子出生地“厉乡”音“赖(濑)乡”亦读作[li]，故张守节有此音注。
四、厉乡与赖(濑)乡古通用再认识
查隋唐文献，未见老子出生地厉乡与赖(濑)乡之间有古通用之例。也许有人会举出如下句子作为其通用的实例。其一，《汉书·地理志·南阳郡》：“厉乡，故厉国也。”颜师古注：“厉读曰赖。”[13](P1565)其二，《史记·南越尉佗传》：“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、下厉将军。”《集解》引徐广曰：“厉一作赖。”[6](P2975)颜师古注“厉读曰赖”，其中“读曰”是用注音来破假借字的训诂术语，其功用是易其字。颜师古把“厉”与“赖”的关系定性成了假借，但该句对象说的是今湖北随县之古厉国，因句中有“南阳郡”。《南越尉佗传》下厉将军在《东越列传》中，记作下濑将军：“越侯为戈船、下濑将军，出若邪、白沙。”[6](P2983这条异文，说明了“厉”与“濑”通用。
确实，厉、赖(濑)之间，在先秦两汉时期，因声近而多假借通用；但对于老子出生地厉乡与赖(濑)乡，仅见音释而未见通用之例。
为何隋唐未把老子出生地厉乡与赖(濑)乡以通用来解释呢？推测起来，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厉乡与赖(濑)乡呈现出历时状态，并未同时期叠置交叉过。但为何时至清代，清代学者却以厉与赖(濑)之间古通用诠释呢？这当是移置他处厉与赖(濑)古通用并把它程式化的结果。这种泛化手段，能否准确地揭示老子出生地厉乡与赖(濑)乡之间的关系呢？不尽然。
首先，赖(濑)乡的出现，并非是弃本字厉乡不写而要用借字，其出现确有前提条件，且其还代替厉乡上升为书面正体。这异于假借通用的范式。其次，若把厉乡与赖(濑)乡处理成古通用，就要承认在先秦两汉文献里老子出生地有赖(濑)乡的记录，而这与此间未见赖(濑)乡记录的事实不符，且颠覆了周至西汉的通语是以西土为基础方音的事实。
那么它们之间较为准确的定位是什么呢？老子出生地本字是厉乡，因先秦古方音差异，东土读厉为赖(濑)，于东汉，赖(濑)被记录并成为书面语。它们之间呈现出两个特征：其一，因通语基础音转移而形成的先后交替的历时性；其二，赖(濑)仅是记音符号，其本身并无意义。如此看来，它们既具有通假记音的特征，又具有古今历时的特征，是两者的交叉用字现象。故把厉乡与赖(濑)乡关系仅用古通用来诠释，有失偏颇。
综上所述，有关老子出生地厉乡和赖(濑)乡的不同记载，是因先秦时期东西土古方音差异而形成的，它们又随着通语的基础方言转移而隐现。东汉之前，以西土方音为主的通语记录下来是厉乡，而东汉时期，随着通语的基础方言转向了洛阳，赖(濑)乡也因之而显现。又魏晋南北朝时的通语，仍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音为基础，于是，赖(濑)乡彻底战胜厉乡而长期占据了书面语地位，使厉乡仅保留于先秦两汉文献中。
其间，它们呈现出历时交替的状态。至于隋唐，由于“厉”发生音变而进入止摄，又导致了“厉音赖”音释的出现。厉乡与赖(濑)乡之间的纠葛，展现出了通假记音和古今历时的两大特征。
作者简介：赵祎缺，1973年人，汉语言文字学博士，毕业于复旦大学。主要从事明清汴洛语音史研究。讲授音韵学、方言学等课程。主持或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项目6项，发表论文20余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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