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兼与孙以楷先生《老子故里考》商榷
研究任何问题，都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态度，对争议已久的老子故里的解析也不例外。古人讲：“治史如断狱”，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史学研究和商榷的时候，要不存偏见，不能凭空臆想、断章取义、望文生义，应该以科学的精神、求实求是的态度，对史料进行由此及彼、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，比较鉴别，做到去芜存菁、去伪存真，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。即便最终无果，在这种长期认真的探讨中，参与者和关心此事的人均可以从中获取大量的历史知识，学会一些研究历史问题的方式方法，这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、学识水平，以及扩大两地老子名胜的影响都是大有益处的。
在河南、安徽两省学者关于老子故里的学术争论中，孙以楷先生是“老子故里涡阳说”的重量级学者之一，他在《老子故里考》一文中，翻阅了许多书籍，列举了大量的史料，着实为“涡阳说”做出来巨大的贡献，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。但遗憾的是，孙先生的文章中，有许多地方对史学研究的方法没有很好的把握，对史书研读过于粗糙，主观愿望过于强烈，以至于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误判和一些匪夷所思的结论，并以这些“推测的结论”肯定“涡阳说”，否定“鹿邑说”，这些都是不应该的。
孙先生的文章较长，现仅举几例以商榷，不当之处，万望海涵。
第一，孙先生文中首先对《史记·老子传》云：“老子者，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”的记载进行了怀疑和否定。孙先生否定《史记》的这一记载的动机我们可以理解，因为这是目前认定老子故里时间最早、最权威、最清晰、最准确的记载，不否定这个史实，“涡阳说”就无从谈起。当然，我们不否认历代史书多有错讹甚至作伪的史料，所以才有后世连绵不断的校雠之学，但这种勘误是建立在有比勘误对象更早、更接近事实真相、更权威的史书以及同一部史书中有与此矛盾、抵牾的史料记载，或者后世有新的考古和实物、遗迹出现，以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，古史中那些明显违背客观规律的记载，才有可能去否定质疑的对象，而不是凭空猜测、主观臆断。
孙先生在《老子故里考》一文中质疑、否定《史记》的主要理由有二，“一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所写人物籍贯，基本体例是，或写国籍县籍，或只写国籍不写县籍，或只写县籍不写国籍，写了国籍、县籍，又交代乡里的只有刘邦、孔子、老子三人。既写国籍又写县籍而不写乡里者，如‘苏秦，东周洛阳人’、‘李斯，楚上蔡人’、‘孟轲，邹人’、‘张仪，魏人’。只写县籍不写国籍亦不交代乡里者，如‘庄子，蒙人’、‘申不害，京人’。为什么惟独对刘邦、孔子、老子三人的籍贯既写了国籍又写了县籍还交代了乡里呢？对于刘邦，我们不难理解，因为他是汉朝开国之君，特例待之。对于孔子，我们也好理解，因为儒家学派传承不绝，汉代人对孔子生平所知甚详，当然也熟知孔子的国籍、县籍和乡里。司马迁很尊重孔子，破例把他放在“世家”中立传，也特地破例交代了孔子的乡里”。
孙先生上边的这些话语是没有问题的，但至此却话头一转说道：“惟独对老子乡里的交代是那样仔细，让人难以置信……今本《史记·老子传》中关于老子乡里的一段文字，既不合情理也不合《史记》体例，实在可疑。我们怀疑今本《史记》的这一段文字不是《史记》原文，而是经过后人改动的。”随后，孙先生举例：“古棣、周英《老子通》说：‘司马迁对老子的国籍、县籍、乡里所记如此详尽，当与《孔子世家》相同，因为老子、孔子的后代子孙在汉代都是知名人物，从而能够稽实的缘故。’”按说，孙先生举的这个例子已经否定了自己的无端猜想，但孙先生随后又说：“因为老子、孔子的里籍能够稽实，所以就写得详尽，按此原则，《史记》中还有许多人物的乡里都能稽实，为什么不详尽写出？如汉代开国之相萧何（孙先生列举了萧何、曹参、贾谊等人的例子）……”
孙先生用这样的观点来否定司马迁《史记》对老子故里记载的真实性，实在有点匪夷所思。首先，孙先生认为《史记》“交代乡里的只有刘邦、孔子、老子三人”就是非常片面、主观的。细读《史记》，并非“惟独对老子乡里的交代是那样仔细”，籍贯写到乡里的除了刘邦、孔子、老子之外，还有聂政、郦食其二人。《史记·卷八十六·刺客列传》云：“聂政者，轵深井里人也。”《索隐》：“《地理志》河内有轵县，深井，轵县之里名也。”《史记·卷九十七·郦生陆贾列传》云：“郦生食其者，陈留高阳人也。”《索隐》案：“高阳属陈留圉县。高阳，乡名也，故《耆旧传》云‘食其，高阳乡人’。”聂政、郦食其在《史记》人物中的影响都是远远低于刘邦、孔子、老子的，可见，以故里能否写的乡里的所谓“体例”来否定老子故里的真实性，认为“惟独对老子乡里的交代是那样仔细，让人难以置信”，实在是有些过于想当然了。可能是孙先生认为，老子和孔子的地位也应该如同萧何与刘邦一样，是低一级的，老子是不应该和孔子一样详细到乡里的。否则，孙先生怎么会对《史记》将孔子、老子的籍贯都详细到乡里这样的“体例”而大为惊诧，认为“让人难以置信”、“实在可疑”呢？当然，孔子、老子的地位高下自是可以评价，但为了否定老子故里在“楚苦县厉乡曲仁里”的记载而如此贬低老子，于“涡阳说”力争老子故里的初衷是相悖的。如果《史记》将老子的故里详细到乡里就“让人难以置信”、“实在可疑”，那么聂政和郦食其的故里呢？是不是更加“让人难以置信”、“实在可疑”呢？
另外，关于《史记》人物籍贯的写法孙先生的观点也有些过于主观，凡读史者都知道，正史人物志中，人名之后的籍贯一般采用两段式，即郡（国）名、县名，二十四史的人物传概莫能外。其二是一段式，即只写郡名，这种情况多为人物籍贯为郡治所在地或县名无载。其三，少部分重要人物，也有写成三段式的，如《晋书•帝纪第一》：“宣皇帝讳懿，字仲达，河内温县孝敬里人。”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种体例是《三国志》、《后汉书》以后才形成的，《史记》中以郡（国）县记人物籍贯的体例仅仅是初具雏形，而成书于东汉的《汉书》沿袭了《史记》人物籍贯的体例。《汉书》中人物籍贯写到乡里的除了刘邦、郦食其沿用《史记》以外，陈平、郦商的籍贯亦写的乡，为“阳武戸牗乡”和“高阳”。
再者，在《史记》中，除了孙先生列举的几种形式外，还有不记籍贯、故里，而记其先祖至本人迁徙过程的，如：“冯唐者，其大父赵人。父徙代。汉兴徙安陵。”“万石君名奋，其父赵人也，姓石氏。赵亡，徙居温。”还有地名加职业的，如：“吕不韦者，阳翟大贾人也。”“颍阴侯灌婴者，睢阳贩缯者也。”由此可见，《史记》作为中国首部纪传体史书，在人物籍贯的体例上并没有一个完备的形式，加上《史记》记述的人物多数年代久远，文字缺失，故司马迁只能按照其所掌握的资料多寡来记述，知者详记，不知者略记；家族脉络清晰者多记，反之则少记。所以，孙先生以老子故里表述不符合“体例”来否定《史记》记载的真实性，实在是多此一举。